一流大學光靠錢是堆不出來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

2021年3月，北京大學收到一筆10億元的捐款，這筆來自北大校友、中公教育集團董事長李永新的巨額捐贈，刷新了北京大學建校以來個人捐贈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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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個月后，泰康保險集團創始人陳東升也向母校武漢大學捐贈10億元，成為武漢大學校史上受贈數額最大的一筆，也是我國大學醫學、生命科學學科領域數額最大的捐贈之一。

優秀校友和企業的大額捐贈已成為高校籌款的重要渠道。2022年2月發布的《2021高校基金會大額捐贈觀察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在對2015年至2020年982筆大額捐贈進行統計發現，81%的大額捐贈項目由企業、企業基金會、企業家、企業家個人基金會，或由以上四者聯名捐贈。其中，來自校友的大額捐贈有188個，占比26%，校友無疑是高校的寶貴財富和最易吸引的大額捐贈人群體之一。

也有評論認為，中國高校基金會的籌資渠道較為單一，主要來源于校友或校友推薦的企業，缺少對其他個人、團體、公益基金會等潛在捐贈人的挖掘。而在對校友資源嚴重依賴、籌資動力不足等情況的背后，是高校基金會面臨的籌款困境。

捐贈率不到5%

作為一支重要的公益慈善力量，目前中央高校、各省省屬主要高校基本實現了高校基金會全覆蓋，大多數“雙一流”高校已經設立基金會。數據顯示，中國各級各類高校基金會已經達到700余家，截至2021年年末，僅原985高校的資產規模就超過了600億元，年度籌資規模接近150億元。2022年，位居籌資能力前兩位的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與浙江大學教育基金會，籌資規模分別達到了20億和15億元。

高校基金會的崛起，有其必然性。對外而言，在世界的一流大學評估體系中，籌款能力已成為一項重要指標。對內而言，高校基金會作為高校籌募社會資源的重要渠道，對促進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專業化的基金會籌款運作，可以彌補政府財政撥款的不足、提供高校發展所需，為高校贏得雄厚的財政資本和形象資本。

“創建世界一流高校，是我國高等教育界的共同理想。一流大學光靠錢是堆不出來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 北京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北師大教育基金會顧問洪成文向《中國慈善家》表示，依靠政府的撥款，以及211工程、985工程和“雙一流計劃”的特別支持，為高校吃下了定心丸，“但光靠政府的支持還是不夠的。如果能形成合力，依靠政策引導、大學主動性和企業家的慷慨捐贈，將是中國大學一流征程上的福音。”

然而，受新冠疫情和經濟下行壓力的雙重沖擊，近年來一些高校基金會也受到一定影響。以中國科學院大學教育基金會為例，2019年捐贈收入超過3.1億元，2020年下降到不足1.4億元，而2021年僅收到8000余萬元的捐贈。西安交通大學教育基金會2021年捐贈收入合計約1.47億（其中現金收入不足8000萬），而在2020年的年度收入中，僅現金收入就超過1.4億元。

也正因為如此，依靠校友資源開展捐贈，成為很多高校基金會的首要選擇。“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并不是所有的高校都靠校友來獲得大額捐贈，但即使將校友作為捐贈主體也沒有任何問題。”作為高校基金會的資深研究者，華北電力大學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員楊維東告訴《中國慈善家》， 校友捐贈的參與率越高說明大學辦校質量越高，“只要把校友資源用好，就沒有必要外面找資源”。

“和社會上的公益組織相比，高校基金會是有托底的，大學就是它的堅實支撐，眾多校友也是它的主體支撐，越來越多成功的校友，不僅給學校增光添彩，也是高校基金會得天獨厚的‘富礦’。”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張偉說。

“校友是高校最靚麗的名片，也是最寶貴的財富。”據上海交通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于洋介紹，在該校基金會捐贈到款中，校友捐贈的比例大概已超過60%，但他仍覺得資源挖掘不夠，尚未突破校友資源依賴。

對于一些非“雙一流”大學，校友能為母校提供的幫助也十分有限。一位不具名的西部高校教育基金會負責人向記者坦言，由于缺乏專業人才資源，募集資金范圍較窄，只能利用校友會呼吁事業有成的學子給母校適當做一些貢獻，范圍十分有限。

“像我們這樣的學校，我甚至有時懷疑設立基金會的必要性。”上述負責人訴苦道，趕上疫情這幾年，以前有捐款能力的校友現在熱情也不高了。

在籌資方式上，目前，大多數高校對于籌資項目的宣傳僅限于校慶活動或相關校友會，或在學校基金會官方網站上發出倡議，由于有限的訪問量，使得籌資項目無法推進。

整體來看，我國大學校友捐贈率并不高，平均不足5%。而按照美國的大學校友捐款率排名，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友捐贈率高達59%。

這也反映了高校基金會多重視知名校友的大額捐贈，期待“重籌”，而忽視了普通校友的“眾籌”。一些高校基金會開始將目光投向小額捐贈，利用互聯網平臺、校內小程序等，發動普通校友捐贈。

那么，給學校捐款多少才算“合適”？

“不論捐贈金額多少，都體現了您對礦大的關懷”。中國礦業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在官網上回復校友稱，不論金額多少，校友的每一筆捐贈都會計入“校友捐贈參與率”。校友捐贈參與率代表了校友對母校的滿意度、自信和認同，通常會被其他外部捐贈人作為重要決策依據，也會同時提高自己學位的含金量。

寧夏大學學生參加畢業典禮

馬太效應

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過程中，來自社會的捐贈也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爭取更多的社會力量支持教育事業發展，多渠道匯聚資源是學校多元化收入體系的重要渠道，更是學校未來發展的有力支撐與保證。

為了鼓勵社會對高校的捐贈熱情，早在2009年10月12日，財政部、教育部聯合制定了《中央級普通高校捐贈收入財政配比資金管理暫行辦法》（下稱《辦法》），中央財政設立配比資金對中央級普通高校接受的捐贈進行配比，實際上是一種慈善基金的捐助形式。簡而言之，比如設立10塊錢的公益基金，當有人捐助1元時，這筆公益基金同樣也捐助1元。此舉正是通過積極的政策引導，進一步完善我國高校社會捐贈體制，促進高等教育事業健康可持續發展。

《辦法》實行后，中央級普通高校接受的社會捐贈不斷增多，而且政府的經費投入不斷加大，辦學條件越來越好，人才培養質量顯著提升。但由于中國高校體系龐大，那些非中央級的高校受益不大，讓“馬太效應”凸顯。

《中國慈善家》梳理部分高校年報發現，除了政策層面，目前中國的700余家高校基金會中，由于掌握的資源存在很大的差異，自身籌資能力兩極分化嚴重，高校基金會的捐贈收入目前仍集中在重點高校，而大部分普通高校基金會捐款收入捉襟見肘。

寧夏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2018年的捐贈收入僅232萬元，2019年為184萬元。2021年的24家“鳴謝”單位中，最大的一筆捐贈額為200萬元。遼寧大學教育基金會2019年的捐贈收入合計僅約121萬元，該會2021年的捐贈收入有所增長，但也只有400余萬元，其中，“非限定”收入僅50余萬元。

即使在前述《報告》中觀察的78家獲得千萬級大額捐贈的高校基金會中，也出現了明顯的“分配不均”現象。

從區域來看，占總數不足20%的華北地區高校接收了超過一半的捐贈總額。擁有眾多“雙一流”大學的華北和華東地區的學校數占本次受調查高校數的50%，在大額捐贈項目數中卻占73%，在到賬總額和協議總額中占到約82%和87%；其中華北地區高校(北京12所、天津2所、山西1所)以不到18%的學校數量在協議總額中更是占到55%。

從省市分布來看，大額捐贈的接收高校主要位于北京、浙江、廣東、上海、湖北、福建。其中，北京獨占鰲頭，其高校基金會吸引了占總額超過一半的到賬金額，是排名第二的浙江省的2.5倍。

在張偉看來，“雙一流”大學或者說辦學水平越高的大學，捐贈收入越高，這種現象有其合理性，學校人才培養質量與校友成就存在普遍的相關性，這是可以在統計規律中獲得檢驗的。

另一方面，高校基金會籌資能力也和學校是否重視、相關制度是否健全配套、運行機制是否順暢有效、與校友等外部關系建設是否良好等因素密切相關。也是出于這個原因，我國高校基金會運營水平即便是在42所“雙一流”大學陣營內部也存在明顯差異，而一些地處中西部的大學也能吸引到較大額度的捐贈。

2021年8月25日，鴻文慈善基金增設上海交通大學“鴻文永久基金”捐贈簽約儀式在上海交大閔行校區新行政樓舉行。

如何突破瓶頸？

高校基金會作為高校管理體系中較為特殊的組織形式，雖然從法律形式上具有獨立法人資格，但品牌依附性、資金來源、人員、場地等各方面都與所依托高校有著各種各樣、千絲萬縷的聯系。

“高校基金會事實上是高校的一個內部職能單位，它必須根據舉辦人（高校）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需求，來構建自身的發展愿景和發展規劃。”于洋說。

在高校基金會和大學的這種密切關系之下，很多高校基金會僅僅被視作一個“收錢”的部門。而在中國高等教育的財政撥款體制下，大學經費嚴重依賴財政撥款，基金會捐贈收入的占比較低，高校基金會難以發揮更大作用。

這樣一個聚集大量善款的慈善組織，在回應社會期待方面，有著較大的局限性。一些本應在募捐和資金保值增值方面發揮作用的高校基金會，卻普遍延續高校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在內部組織建設中不重視籌資機構、籌資隊伍以及校友會的建設，以校慶捐贈、校友捐贈作為主要的資金來源，而缺乏向外籌資的能力和動力。

在外部治理結構中，也未能與學校校友會以及其他相關部門形成聯動、相互配合，深入挖掘校友和社會資源，在籌資工作中缺乏主動性、靈活性和機動性，不能根據學校和基金會的實際情況進行籌資規劃、確定籌資目標、設計籌資項目和活動、培養籌資對象，嚴重制約基金會捐贈規模的擴大，阻礙高校多元化籌資體制的完善。

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曾根據互聯網公開信息，對2019年總資產排名靠前的22家高校基金會做過不完全統計，其中資產總額前三的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資產總額93.91億元，年度捐贈收入17.44億元，投資收益5.6億元；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資產總額64.8億元，年度捐贈收入9.38億元，投資收益3.87億元；浙江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資產總額31.8億元，年度捐贈收入6.11億元，投資收益0.37億元，收入差距較為明顯。而在這22家基金會中，有6家未公布投資收益，或者收益為0。

“高校基金會的捐贈收入作為公有資金，管理非常嚴格，甚至近乎苛刻，必須要受到相關部門的審計，因此，無論是交給專業的外部機構，還是內部的投資機構，都面臨著風險和壓力。出于這種擔憂，理事會在做出投資決策時，都是十分謹慎的。”洪成文向《中國慈善家》分析道。

楊維東認為，高校基金會的管理按照高校內設部門的邏輯進行，雖然保證了其安全性，但它的發展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尤其是高校管理中講求穩妥、謹慎，在創新方面就會打折扣。

“高校基金會的發展，與所在大學的發展情況、基金會負責人及高校領導的重視程度都是密不可分。”楊維東建議，不管是教育部屬高校還是省屬高校，要對高校基金會多元化投資有新的戰略性認知，要加大鼓勵高校基金會的創新力度。

于洋對此深有體會：“高校基金會兼有高校職能部門和社會慈善組織的雙重屬性，一定程度上也導致多種監管體系在同一組織上發生效力，導致高校基金會的發展邊界不是很清晰，對于一些探索創新就有些畏首畏尾。”

上海交通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經過多年摸索，于2018年啟動保值增值管理改革，搭建自己的投資團隊和架構，以更加市場化、專業化的方式運作高校的慈善基金。這種改革讓其有底氣和能力進行更多的市場化投資嘗試，也取得了比較好的投資回報。2021年年報顯示，該基金會該年度捐贈收入超過17億，投資收益達5774萬元。

但于洋也坦言，高校基金會保值增值收入的稅收減免一直沒有明確的政策支持，不利于高校基金會做大做強捐贈基金。

而事實上，目前所有基金會保值增值收入的稅收政策問題仍是一個突出的矛盾。按照相關規定，慈善組織的收入構成中，除捐贈收入等項目明確免稅之外，為保障慈善財產保值增值而進行的投資活動，其收入仍須繳納25%的企業所得稅。

針對這個問題，慈善公益業界專家和社會人士多次不斷提出相關呼吁。例如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瑞華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建斌表示，目前關于慈善組織保值增值收益稅收政策，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慈善組織的潛能擴大。他建議減免慈善組織保值增值收益稅收。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也多次在公共場合提出，需要高度重視基金會保值增值收入的稅收政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