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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件工資無非是計時工資的轉化形式，正如計時工資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一樣。　　在實行計件工資的情況下，乍一看來，似乎工人出賣的使用價值不是他的勞動力的職能即活的勞動，而是已經物化在產品中的勞動，似乎這種勞動的價格不是象計時工資那樣，由（勞動力的日價值／一定小時數的工作日）這個分數來決定，而是由生產者的工作效率來決定的。[1]　　首先，兩種工資形式在同一些行業中同時并存的事實，劇烈地動搖著對這種假象的信念。例如：

“倫敦的排字工人通常是拿計件工資，計時工資在他們那里是例外。相反地，各地的排字工人，通常是拿計時工資，計件工資是例外。倫敦港口的造船工人拿計件工資，英國其他港口的造船工人則拿計時工資。”[2]

在倫敦，同一些馬具工場中，就同一種勞動來說，往往對法國人支付計件工資，對英國人支付計時工資。在普遍實行計件工資的真正工廠中，個別勞動職能由于技術上的原因不能按件計算，因而按計時工資來支付[3]。不過很清楚，工資支付形式的區別絲毫沒有改變工資的本質，雖然其中一種形式可以比另一種形式更有利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　　假定普通工作日為12小時，其中6小時是有酬的，6小時是無酬的。一個工作日的價值產品假定是6先令，從而一個勞動小時的價值產品是6便士。假定經驗表明，一個具有平均勞動強度和技能，因而在生產一種物品時實際上只耗費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工人，在12小時內提供24件產品，不管它們是一個個可分離的產品，還是一個具有連續性的制品的可以分別計量的部分。這樣，這24件產品的價值，扣除其中包含的不變資本部分，為6先令，每件產品的價值為3便士。工人每件得 1?1／2?便士，所以12小時得3先令。在實行計時工資的情況下，不管是假定工人6小時為自己勞動，6小時為資本家勞動，還是假定他每小時一半為自己勞動，一半為資本家勞動，都是沒有區別的；同樣在這里，不管是說每一件產品一半是有酬的，一半是無酬的，還是說12件產品的價格只是補償勞動力的價值，而另外12件產品體現為剩余價值，也是沒有區別的。　　計件工資的形式同計時工資的形式一樣是不合理的。例如，兩件商品，扣除其中耗費掉的生產資料的價值，作為一個勞動小時的產品，值6便士，而工人由此得到3便士的價格。計件工資實際上不直接表現價值關系。在這里，不是一件商品的價值由體現在其中的勞動時間來計量，相反地，工人耗費的勞動是由他們生產的產品的件數來計量。在實行計時工資的情況下，勞動由勞動的直接的持續時間來計量；在實行計件工資的情況下，則由在一定時間內勞動所凝結成的產品的數量來計量[4]。勞動時間本身的價格最終決定于這個等式：日勞動價值＝勞動力的日價值。因此，計件工資只是計時工資的轉化形式。　　現在我們比較詳細地來考察一下計件工資的特點。　　在這里，勞動的質量是由產品本身來控制的，產品必須具有平均的質量，計件價格才能得到完全的支付。從這方面說，計件工資是克扣工資和進行資本主義欺詐的最豐富的源泉。　　計件工資給資本家提供了一個十分確定的計算勞動強度的尺度。只有體現在一個預先規定的并由經驗確定的商品量中的勞動時間，才被看作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并當作這種勞動時間來支付報酬。因此，在倫敦較大的裁縫工場中，把某件產品，例如一件背心等等，叫作一小時或半小時等等，每小時付給6便士。從實踐中知道，一小時的平均產品是多少。在做時裝、改衣服等等時，雇主和工人之間常常會為某件產品是否等于一小時等等發生爭執，最后還是要由經驗來解決。在倫敦的家具制造廠等部門中也有同樣的情況。如果工人沒有平均的工作效率，因而不能提供最低限度的日勞動，他就會被解雇。[5]　　既然勞動的質量和強度在這里是由工資形式本身來控制的，那末對勞動的監督大部分就成為多余的了。因此，計件工資的形式既形成前面所說的現代家庭勞動的基礎，也形成層層剝削和壓迫的制度的基礎。后一種制度有兩種基本形式。一方面，計件工資使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寄生者的中間盤剝即包工制更容易實行。中間人的利潤完全來自資本家支付的勞動價格和中間人實際付給工人的那部分勞動價格之間的差額[6]。在英國，這種制度有一個特別的稱呼（血汗制度）。另一方面，計件工資使資本家能與工頭（在手工工場是組長，在礦井是采煤工人等等，在工廠是真正的機器工人）簽訂按件計酬的合同，以便工頭按照合同規定的價格自己負責招募幫手和支付給他們工資。在這里，資本對工人的剝削是通過工人對工人的剝削來實現的。[7]　　實行了計件工資，很自然，工人的個人利益就會使他盡可能緊張地發揮自己的勞動力，而這又使資本家容易提高勞動強度的正常程度。[8]同樣，延長工作日也是工人的個人利益之所在，因為這樣可以提高他的日工資或周工資[9]。這就會引起那種在研究計時工資時已經指出過的反作用，更不用說，即使在計件工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工作日的延長本身就包含著勞動價格的下降。　　在實行計時工資的情況下，除少數例外，通常是對同樣的職能支付同樣多的工資；在實行計件工資的情況下，雖然勞動時間的價格是由一定量的產品來計量的，但日工資或周工資卻因工人的個人差別而變化，因為某一工人在一定時間內只提供最低限額的產品，另一工人提供平均數額的產品，第三個工人則提供超過平均數額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各個工人的實際收入，就會因其技能、體力、精力、耐力等等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別[10]。當然，這絕不會改變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一般關系。第一，就整個工場來說，個人的差別會互相抵銷，所以，整個工場在一定勞動時間內會提供一個平均的產品量，而支付的總工資也是本行業的平均工資。第二，工資和剩余價值間的比例仍舊不變，因為各個工人各自提供的剩余價值量是同他們各自的工資相適應的。但是計件工資給個性提供的較大的活動場所，一方面促進了工人個性的發展，從而促進了自由精神、獨立性和自我監督能力的發展；但另一方面也促進了他們之間的互相競爭。因此，計件工資有一種趨勢，就是在把個別工資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的同時，把這個水平本身降低。但是，在某種計件工資根據長期的傳統已經固定下來，因而特別難以降低的地方，雇主就會破例地把計件工資強行改成計時工資。例如，1860年考文垂織帶工人大罷工就是由此引起的[11]。最后，計件工資是上一章敘述的計時制的主要支柱。[12]　　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計件工資是最適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工資形式。雖然計件工資絕不是什么新東西，在十四世紀，它就已經與計時工資一起正式列入英法兩國的勞工法中，但是只是在真正工場手工業時期，它才得到比較廣闊的活動場所。在大工業的狂飈時期，特別是從1797年至1815年，計件工資成了延長勞動時間和降低工資的手段。我們從藍皮書《谷物法請愿特別委員會的報告和證詞》（1813年至1814年議會會期）和《上院委員會關于谷物的生長、貿易、消費狀況以及有關法律的報告》（1814年至1815年會期）中，可以找到有關當時工資變動的十分重要的材料。在這里，我們可以找到自從反雅各賓戰爭開始以來勞動價格不斷下降的證明文件。例如，在織布業中計件工資下降得很厲害，盡管工作日已經大大延長，但日工資仍舊低于以前的水平。

“織布工人的實際收入比從前大為減少：同普通工人相比，他的優越性以前是很大的，而現在幾乎完全消失了。事實上，熟練勞動和普通勞動的工資間的差別現在比過去任何時期都小得多。”[13]

隨著計件工資的實行而增加的勞動強度和長度，對農業無產階級毫無好處，這從一本維護大地主和租地農場主利益的書中摘錄出來的下面這段話就可以看出：

“絕大部分農活是由按日或按件雇用的人來完成的。他們的周工資約為12先令；雖然可以假定，一個人在采用計件工資的情況下，由于勞動有較大的刺激，比在采用周工資的情況下能夠多掙1先令或許2先令，但是在計算他的總收入時就會發現，他在一年中由于失業所造成的損失抵銷了這一增加部分…… 一般說來我們還會發現，這些人的工資同必要生活資料的價格保持著一定的比例，所以有兩個孩子的人，可以不靠教區的救濟而維持一家的生活。”[14]

當時馬爾薩斯就議會公布的事實說過：

“我承認，我看到計件工資的廣泛采用，感到不愉快。在較長的時期內每天從事12或14小時實在繁重的勞動，對一個人來說是太多了。”[15]

在受工廠法約束的工場內，一般都采用計件工資，因為在這里，資本只能從強度方面擴大工作日。[16]　　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改變，同一產品量所代表的勞動時間也會改變。于是計件工資也會改變，因為計件工資是一定勞動時間的價格表現。就上面所舉的例子來說，12小時內生產出24件產品，12小時的價值產品是6先令，勞動力的日價值是3先令，一個勞動小時的價格是3便士，每件產品的工資是 1?1／2?便士。每件產品吸收了?1／2?個勞動小時。假定勞動生產率提高一倍，同一個工作日現在提供的產品不是24件，而是48件，在其他一切情況不變的條件下，計件工資就會由1 1/2便士降低到3/4便士，因為現在每件產品所代表的已經不是?1／2?個勞動小時，而只是?1／4?個勞動小時。24×（1?1／2）便士＝3先令，同樣48×（3／4?）便士＝3先令。換句話說，計件工資的下降是與同一時間內所生產的產品件數的增加成比例的[17]，從而，是與耗費在同一件產品上的勞動時間的減少成比例的。計件工資的這種變動雖然純粹是名義上的，但也會引起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經常不斷的斗爭：或者是因為資本家以此為借口來實際降低勞動的價格，或者是因為在勞動生產力提高的同時也提高了勞動強度；或者是因為工人當真看待計件工資的假象，認為被支付的是他的產品，而不是他的勞動力，因此反對在商品的出售價格沒有相應地降低的情況下降低工資。

“工人仔細地注視著原料的價格和制品的價格，這樣就能夠準確地估計他們的雇主的利潤。”[18]

資本有權拒絕這種要求，認為這是對雇傭勞動的性質的粗暴歪曲[19]。它痛斥這種要對產業進步課稅的狂妄企圖，并且斷然宣稱勞動生產率與工人毫不相干。[20][1]?“計件勞動制度標志著工人史上的一個時代，它是介于受資本家意志支配的普通短工的地位和不久的將來有希望一身兼任手工業者和資本家的合作手工業者之間的階段。計件工人雖然靠企業主的資本從事勞動，實際上是自己的雇主。”（約翰·瓦茨《工會和罷工。機器和合作社》1865年曼徹斯特版第52、53頁）我引用這本小冊子，是因為它是一切早已陳腐的辯護濫調的真正臭水坑。就是這位瓦茨先生，以前曾熱中于歐文主義，并在1842年發表過另外一本小冊子《政治經濟學家的事實和臆想》，在那里，他說財產就是掠奪。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2]?托·約·登寧《工聯和罷工》1860年倫敦版第22頁。[3]?下面這個例子說明，這兩種工資形式的同時并存多么有利于工廠主進行欺詐：“一個工廠雇了400個人，其中一半是拿計件工資的，勞動時間長一些對他們有直接利益。另外200人是按日支付報酬的，他們勞動的時間與計件工人一樣長，但是他們的額外勞動時間得不到任何報酬……這200個人每天在半小時內多干的活，就等于1個人在50小時內或一個人在一周勞動的5/6的時間內所干的活，這對于企業主有明顯的好處。”（《工廠視察員報告。1860年10月31日》第9頁）“額外勞動仍舊非常盛行。而且，在大多數場合下，法律本身就提供了保障，使這種現象不致被揭發出來而受到懲處。在以前許多報告中，我一再指出……所有那些不是領取計件工資而是領取周工資的工人受到怎樣不公平的待遇。”（萊昂納德·霍納《工廠視察員報告。1859年4月30日》第8、9頁）[4]?“工資有兩種計算方法，或者是按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算，或者是按勞動產品來計算。”（《政治經濟學原理概論》1796年巴黎版第32頁）這部匿名著作的作者是熱·加爾涅。[5]?“交給他＜紡紗工人＞一定重量的棉花。經過一定時間，他必須交出一定重量的有一定精細程度的線或紗，并且根據這樣提供的每一磅產品，得到一定的報酬。如果產品的質量不好，他就要受罰；如果產品數量少于一定時期應完成的最低限度，他就會被解雇，就會被更能干的工人所代替。”（尤爾《工廠哲學》1835年倫敦版第316、317頁）[6]?“如果一件勞動產品要經過許多人的手，他們都要從中分取利潤，而只有最后一雙手才從事勞動，那末女工最后得到的報酬就微乎其微了。”（《童工調查委員會。第2號報告》第LXX頁第424號）[7]?甚至辯護士瓦茨也說：“如果在一項工作中所有被雇用的人都成為合同的參加者，每個人都量力而為，而不是一個人只顧自己的利益，而讓他的同伴去從事過度勞動，那末這會是計件工資制的一個重大改進。”（約翰·瓦茨《工會和罷工，機器和合作社》1865年曼徹斯特版第53頁）關于這個制度的害處，參看《童工調查委員會。第3號報告》第66頁第22號；第n頁第124號，第XI頁第13、53、59號等等。[8]?這種自然的結果往往人為地得到助長。例如，倫敦的機器制造業中慣用的詭計是：“資本家挑選一名特別強壯和靈巧的人做一定數量工人的頭頭。每到一個季度或其他期限就付給他以追加工資，條件是他拚命地干，以促使他的那些只領取普通工資的同伴也跟著拚命地干……這不用進一步解釋就可以說明，為什么資本家要抱怨說，‘工聯限制活動，限制卓越的技能和勞動力’。”（托·約·登寧《工聯和罷工》1860年倫敦版第22、23頁）因為作者本人就是工人和工聯書記，人們也許會認為他的話過于夸張。但是請看一看，比如說，約·查·摩爾頓的“受人推崇的”農業百科全書吧，在“工人”一條里，這個方法是當作一種卓有成效的方法向租地農場主們推薦的。[9]?“所有拿計件工資的人……由于勞動超過法定界限而獲得利益。這種從事額外時間的勞動的愿望，在織布女工和紡紗女工中間尤為常見。”（《工廠視察員報告。1858年4月30日》第9頁）“這種計件工資制對資本家非常有利……它直接促使少年陶工在四、五年內從事過長的額外勞動，而得到的卻是按低價支付的計件工資。這是引起陶工身體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童工調查委員會。第1號報告》第XIII頁）[10]?“如果在某個行業勞動是按單價計件支付報酬……那末各個工人的工資在數量上就會有很大差別……但就日工資來說，通常都有一個統一的數額……雇主和工人都把這個數額看作是該行業的中常工人的標準工資。”（托·約·登寧《工聯和罷工》1860年倫敦版第17頁）[11]?“手工業幫工的勞動，是按日或按件規定的……從事每種手藝的工人一天能完成多少工作，業主大體是心中有數的，所以，他們往往根據完成的工作量付給工人報酬；這樣，即使沒有監督，這些幫工為了切身利益也會盡量勞動。”（康替龍《試論一般商業的性質》1756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85頁和第202頁。第1 版于1755年出版）可見，魁奈、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和亞·斯密曾充分利用過的康替龍，在這里已經把計件工資看作只是計時工資的轉化形式。在康替龍著作的法文版的扉頁上注明系譯自英文，但是該書的英文版《關于工商業、貨幣、金銀、銀行和外匯的分析》（菲力浦·康替龍著，選自一位已故的倫敦西蒂商人的手稿）不僅出版日期較晚（1759年），而且按其內容來說，也表明是后來的修訂版。例如，在法文版中還沒有提到休謨，而在英文版中，配第的名字幾乎再也沒有出現過。英文版在理論上的價值比較小，但是其中關于英國貿易、貴金屬貿易等等的各種專門材料，卻是法文版所沒有的。因此，英文版扉頁上注明的本書“主要選自一位已故的極有才能的紳士的手稿，加以改編”等字樣，看來并不完全是當時所流行的虛構手法。[12]?“我們不是常常看到，有些工場雇用的工人遠遠超過工作上的實際需要嗎？雇主雇用工人往往是為了期待某種無法預料的、有時甚至完全是想象的工作。既然雇主支付計件工資，所以他說他并不冒任何風險，因為一切時間上的損失完全由沒有活干的人承擔。”（昂·格里哥瓦爾《布魯塞爾違警法庭上的印刷工人》1865年布魯塞爾版第9頁）[13]?《評大不列顛的商業政策》1815年倫敦版第48頁。[14]?《大不列顛土地所有者和租地農場主的抗辯》1814年倫敦版第4、5頁。[15]?馬爾薩斯《關于地租的本質和增長》1815年倫敦版〔第49頁注〕?。[16]?“拿計件工資的工人，約占工廠工人總數的4/5。” （《工廠視察員報告。1858年4月30日》第9頁）[17]?“他的紡紗機的生產力是準確計算好了的，靠這種機器完成的勞動的報酬，隨著這種機器的生產力的提高而減少，雖然不是按照同一比例減少。”（尤爾《工廠哲學》第317頁）可是尤爾自己又把后面那句辯護的話否定了。他承認，例如在走錠精紡機加長的時候，這種加長就會引起追加勞動。可見，勞動不是按照勞動生產率增長的程度程減少。其次，由于這種加長，機器的生產力提高了1／5。這樣一來紡紗工完成的工作將不能按從前的工資率付給報酬，但是由于他的工資率不是減少1／5，于是這種改良也就提高了工人在每一定數量勞動小時中的貨幣工資”。但是，但是“上述情況需要有一個限制條件……紡紗工必須從自己的追加收入6便士中拿出一部分來付給追加的未成年的助手，此外，還有一部分成年工人被擠掉了”（同上，第320、321頁），這一事實決不能說明工資有提高的趨勢。[18]?亨·福塞特《英國工人的經濟狀況》1865年劍橋和倫敦版第178頁。[19]在1861年10月26日倫敦的《旗幟報》上，載有一篇關于約翰，布萊特公司訴訟案的報告。該公司向羅契得爾治安法官“控告地毯業工聯代表，說他們進行恐嚇。布萊特公司的股東采用了一種新機器，用以前生產160碼地毯所需的時間和勞動（！），現在可以生產240 碼。工人對于企業主因投資于機器改良而獲得的利潤沒有任何參與分配的權利。因此，公司老板提議把每碼的工資從1.5便士降低到1便士，這樣，工人以同量勞動所得的收入仍和以前完全一樣。這只是名義上的降低。關于這件事，據說事先沒有老實地告訴工人”。[20]?“工聯為了要保持工資，力圖分享改良機器所帶來的利潤！（多么可怕啊！）他們因為勞動縮短而要求較高的工資……換句話說，他們企圖對產業改良課稅。” （《論工會》1834年倫敦新版第42頁）